近日在北京旧摊淘得一张梁实秋民国二十八年的中国银行的支票,抗战开始后,为逃避日本人的迫害,梁先生只身由北京来到抗战的后方,其时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无缘收藏到梁实秋的书法墨宝,聊胜于无,能淘一张由梁实秋签名盖章的抗战时期的支票,也算满足了自己的一丝虚荣。看到支票上梁先生用毛笔书写的十一个字迹,雅儒俊逸,令人快慰。









梁实秋,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等。
1923年8月赴美留学,在科罗拉多泉的科罗拉多学院学习。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简历:
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
1920年9月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发表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1年5月28日于《晨报》第7版发表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
1923年8月毕业后赴美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留学。
1924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5年任中国海洋大学第一任外国语学院系主任。
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
1930年在当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国立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并于1930年9月30日正式任命杨振声为国立山东大学(原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便邀请梁实秋(包括闻一多、梁实秋、张煦、洪深、李达、老舍、游国恩、沈从文、吴伯箫、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王普、博鹰、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王统照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当时江青在国立青岛大学(即山东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


图中:1931年的江青(红圈者)和梁实秋先生


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
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古稀黄昏恋,梁实秋成了黄陂人的乘龙快婿


梁实秋在其妻程季淑辞世后,1975年同小他二十八岁的韩菁清结婚。
韩箐清(1931一1994),湖北才女,歌星,影星,作家梁实秋之妻。本名韩德荣,原籍湖北黄陂六指街郑田村,生于江西庐山。
父亲韩惠安是当地富贾,曾任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总经理,汉口商会会长,湖北参议会议长。
韩菁清自幼极具音乐禀赋,她喜欢唱歌,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走上歌星之路。曾于上海儿童歌唱比赛中荣列榜首,14岁参加上海歌唱皇后大赛,夺得桂冠。后随父去香港,步入影坛,成为香港影歌双栖红星,1946年8月,当选上海“歌星皇后”。1949年出走香港,在那里成为影星。后来前往台湾,成为台湾颇有声誉之歌星。

梁实秋妻子韩菁清之父是财大气粗的黄陂“韩四爷”

韩菁清祖籍湖北黄陂县。其父韩惠安(又名韩道惠),人称财大气粗的“韩四爷(排行第四)”。韩惠安善经商,年轻时做盐生意,从黄陂来到汉口,从北方到南方,渐渐发了大财,成了大盐商。出任过湖北纱、布、丝、麻四局的总经理。另外,还担任过汉口市商会会长、湖北省参议会参议长。“韩四爷”有个癖好,即有了钱喜欢买房子。在黄陂、在汉口他买了几百间房子,还有汉口法租界的汉口大舞台(现在的人民剧院)和东方大旅馆。江西庐山是达官贵人,巨富商贾的消夏胜地,他在那里的庐林新五号建造了英国式的别墅,与林森(当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的别墅毗邻。买下上海孟德兰路的洋房,使他在十里洋场有了立足之地。据说这幢用青砖、红砖镶嵌砌成的英国式三层楼房,内有几十间房间,四周有两亩大小的花园,房主原本是上海银行的老板。在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之后,老板突然失踪。后来有消息说他是被吴世宝(当过马夫、车夫,与特务、流氓头子李士群相识后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绑架。吴绑架又是因为要钱,扬言要价六十万大洋(银元),无奈,只得把孟德兰路的花园洋房开价六十万卖出。消息传出,有人去看房宅,见园中栽着一棵桑树,忌讳桑(丧)同音,怕不吉利,便摇头而去。唯有韩惠安不信邪,快言快语地以六十万买了下来。

“韩四爷”先后有八个太太,大太太姓陈名福善,原是韩家童养媳。陈氏生养一子。按韩家“道德光前肖,延安建元勋”的辈分顺序,取名韩德厚。大太太先住在黄陂,后来住在武汉。二太太姓唐名慧贞,十二岁便成为“韩四爷”的妻子。她是苏州人,年岁稍大后便主持家政。二太太先住在武汉,后来迁往上海,成为孟德兰路花园小楼的女主人。二太太没有生养。三太太姓杨,山东青岛人,行医为业,姣美而有修养。她在汉口日租界开设诊所,当年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等军政要员都找她看病。韩惠安也常去找她看病,日子久了,就看中了她,向杨小姐提出求婚。杨小姐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表示愿意相嫁,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达到,即明媒正娶。韩惠安答应了杨小姐的条件,很快在武汉璇宫饭店和杨小姐举行婚礼。消息传出,唐慧贞怒不可遏,领着一批人马直奔璇宫饭店,大打出手。“韩四爷”在窘迫之下,急忙将杨小姐转移到庐山,安置在他的别墅欢度蜜月。杨小姐有了身孕,“韩四爷”万分欣喜。1931年10月19日(重阳节)那天,杨小姐生下一个女儿,“韩四爷”给她取名韩德荣。这个名字像个男孩子名字,他原本就是希望她生一个男孩。

韩德荣就是韩菁清,杨小姐生下韩德荣之后,不愿再在庐山过着“偏居”生活,便远走高飞,不知所往了。从此以后,“韩四爷”不再提杨小姐。一直到韩菁长大后在台湾高雄演唱时,她才从父亲的好友上官云相将军口中得知自己生母的点滴情况,连生母的名字都不得而知,照片也未曾寻到过一张。杨小姐走后,在亲友们的劝说之下,唐慧贞才把韩德荣接回武汉家中抚养,请了一位山东奶妈照料。后来,“韩四爷”又娶过五位太太,据说其中有一位日本籍太太生过三个男孩,却因中日战争带着孩子离华回日本不知下落。韩惠安太太虽多,但只有一儿一女。在韩惠安四兄弟中,女孩唯有韩菁清一人。所以,韩家把她视为掌上明珠。韩菁清虽然从小缺乏生母之爱,但父亲一直把她视为心头之肉,总想把她培养成金凤凰,要她努力读书,便请了家庭教师彭寿民,教她习古文。


为何梁实秋被毛泽东两次点名提到?

(转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上世纪40年代,梁实秋曾被毛泽东两次点名提起过。一次是1940年初,梁实秋欲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问视察团”访问延安,被毛泽东点名予以拒绝,认为梁“拥汪主和,与本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如必欲前来,当飨以高粱酒小米饭”,视梁实秋为不受欢迎的人。另一次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把梁实秋作为替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提出来,相隔不到两年毛泽东两次提起梁实秋,引起世人关注,这一切又是缘于何故呢?溯根探源,原来这一切都缘于与粱实秋有关的两次公开论战。


“鲁梁之争”的第一次论战


原来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实秋在与魯迅的一场笔墨官司后,成了鲁迅笔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梁之争”的起因是二人对翻译不同看法产生的。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梁实秋作为翻译界的同行,对鲁迅提出了批评。梁实秋在1929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应当说,如何进行翻译,“硬译”好?还是“曲详(译)”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然而,接下来梁实秋在《新月》这一期上,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在1930年3月《萌芽月刊》一卷第三期。鲁迅猛烈抨击了梁实秋,“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鲁梁之争”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梁实秋在《新月》二卷第九期上,连发两文,内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光(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随即鲁迅发表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痛斥梁实秋。文章中,鲁迅充分调动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这样“鲁梁之争”由学术之争、不同的文艺观,逐渐演化为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对鲁迅观点的赞同。他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抗战无关论”的第二次论战


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应邀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学界名流座谈会”,被划为资产阶级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8年冬,梁实秋再度成为左翼文人的“众矢之的”,那是他接手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走马上任,他便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亮出一番《编苦的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对于梁的上述言论,左翼作家们认为他是在鼓吹“抗战无关论”,自然又是一场口诛笔伐,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在粱实秋的文章见报的第五天——12月5日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批判“某先生”,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了一文,题目且是《“与抗战无关”》,接着,宋之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经过“鲁梁之争”风波后,梁实秋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关注,此时的公开论战再一次把梁实秋推到风口浪尖上,争论甚至还延伸到梁任议员的国民参政会里。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梁实秋被推选为参政员,1940年1月,身居重庆北碚的梁实秋接到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通知,要求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按照顶定计划,梁实秋一行本应有延安之行。在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以后,意想不到的是,梁实秋等却接到了重庆转来的毛泽东致参政会电文:“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惟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梁酒勺小米饭。”公开表示对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两人不予欢迎,此事使粱实秋甚为尴尬。由可见经过两次论战后,梁实秋本人在进步阵营中所受到的态度了。